由汉字‘’的构成联想‘钱老之问’

 

吴用舒

 

(英国Newcastle 大学的复合材料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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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身居异国,年老了,从大学退休,离开了从事几十年的应用力学研究领域,身体尚好,总想再做点事情。考虑再三,所能做的无非是为促进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崛起,欧美各国出现了学习汉语(Mandarin)的热潮。我所在的英格兰东北地区就有不少英国友人,老的,少的,中年的,背景不同,动机不同,都找我,要学习汉语。我也顺势逼自己捡起这个新题目,一边学习研究,一边传授教人。我手边有一些海外用的汉语教材,翻阅之后,觉得都不可搬用。一则‘学生’ 之间的情况相差太大,二则要求与进度又各不相同,实在找不到一本通用的。结果,就只能因人逐一逐课准备讲授内容。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所找到的教材样本都缺一大块,就是不谈汉字 (Chinese script) 构成这一重要部分。汉字是一种意音兼表的文字系统,这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深厚的魅力。学习汉字的构成,常常可以引起大胆而美妙的联想,真是乐在其中。

 一次,给一位退休的英国机械工程师友人讲课和讨论汉语,提到(繁体)‘運動’两字。这两字的笔划 (strokes) 很多,对老外确实不便记忆。他用试探的口吻问我,能否从它们的构成中揭示出一些含义,以助于对这样复杂字体的理解和记忆?根据自己对六书 [1] 的理解,我没有迟疑地指出,‘’ 字由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偏旁,意为走道,汉字中用此偏旁的,有一大组字;上部可以理解为加有冠盖的车子。二部分组合一起,意为加有冠盖的车子在道上行走,车可载人,亦可载物,可见含义十分直观。接下来,当我指向‘’字的时候,下意识地迟疑了一会儿,浮想连翩。 

二、  汉字 ‘’ 的构成

 无需多思,‘’ 字由二个实体字构成: ‘重’ 和 ‘力’,我这样对英国友人解释道。这个‘力’ 字,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为什么?也许因为跟力学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吧!我说:‘重’字,指的是‘重物’ 或 ‘物体’,‘力’字,指的是作用力,外力。两者放在一起,可理解为将外力施加于一重物,或物体。这一施加,便引出全新的概念,即‘’。这个思维和理念,岂不就是牛顿运动定律所阐发的核心内容:任何物体,或将保持静止状态,直到外力的作用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即起动)为止,或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直到外力的作用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即速度变动)为止。

 中学时期学物理就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运动和它的起因问题,一直是自然哲学讨论的中心命题。这个论题,直到伽利略和牛顿之前,始终未获明确的结论。牛顿(1642-1727)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对运动现象的观测和积累的知识,于1686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精确地阐述了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基础。现在,一个非常美妙的发现是,对‘’字构成作分析,揭示出了该字的含义和表达的理念,令人惊讶地看到,在牛顿之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运动和它的起因问题,早有思索和感悟,而且同牛顿运动定律所阐述的,几乎完全一致。

 英国朋友对我的解释很感兴趣。他接着问,汉字发明出来至今到底有多久了?有没有任何可做依据的文献记录?我说,我个人没有明确地看到过这样的文献。相传是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后期(上古时代),有一位名叫黄帝的部落首领,命他的一名助手仓颉,将流传于民间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推广使用。这大概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我的英国朋友听了后很是激动。他说,从‘’字发明出来,到牛顿提出第一,第二运动定律,这时间上相差至少三四千年,你们的老祖先真了不起!我笑着对英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是喜,也是忧,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力与运动关系的早期感悟

’字的构成,非常直观地揭示和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在求生,求知,求真的实践中,对外力与物体运动关系这一哲学命题,已经明确形成一种认知,创造出‘’字,表达出一种新理念。对物体运动及起因规律的这一早期认知,哪怕在今天,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正确的。

 可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由‘’字构成所揭示的我们祖先上古时期的思维,理念和认知,只是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同牛顿在十七世纪所严格阐述的有关物体运动的科学定律,显然有质的差异。差别在哪里?可以不可以归结为二点:其一,前者只是个体或某些群体的主观感悟或认知,没有明确的客观表述;其二,前者更谈不上在表述认知方面的严格性。牛顿运动定律的阐述是明确而不含糊的,严格又可计量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便是范例。

 我对英国朋友说,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很早就对运动和它的起因问题有感悟,这确是无可怀疑的。如果对中英这两大民族作比较,一方面,我作为中国人,固然可以引为自豪;可另一方面,我反问自己,这么偌大的一个中华民族,这么偌大的一个群体,虽有早期的感悟和认知,为什么在其后三四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竟未有一人,能像牛顿那样,将之提升阐述而为一种严格的科学规律?这值得深思。

 这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钱老之问。

 

四、  钱老之问

 钱学森老师在其晚年曾多次痛切地向中国高教界呼吁,要改变高校的风气,改变不良的学风,要大力培育科技创新精神。钱老反复强调,‘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当今中国高教界所匮乏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精神层面的东西。

 2005年他在301 医院住院期间的一次讲话 [2] 中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钱老之问’,既尖锐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也毫不含糊地指明了问题的根源,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走过漫长的道路,所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之最。封建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唯命是从,拜倒权威,反对独立思索,不求大胆创新。秦始皇一统了天下,还要一统思想,搞焚书坑儒。结果,老百姓们的精神怎么样?别人没想过的,就不去想;别人没说过的,就不敢去说;别人没做过的就不敢去做;大家都说好的,就是好的;最多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人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复制,拷贝,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东西。

 这种风气会熏陶人,一代传一代,久而久之,便成为积习,融入我们民族文化,成为积垢,成为传统。

 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多年,封建制度也早已推翻。但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精神和思想,看起来根深蒂固,它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需的创新精神,格格不入。翻开现代文明发展史,其中,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难发现,在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里,几乎都找不到中国人的足迹。许多西方人士干脆就把现代科学称为西方科学。

 中国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发展现代科学方面,和西方相比,我们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落后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我们民族的创新发展精神急待唤起和加强。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发展起来。钱老之问,急需我们共同来思考和回答。

 

五、  对 ‘钱老之问’ 的思考

 在纪念钱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作为5907级中科大的校友,聆听过钱老的教诲,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几点思考。

1.     钱老指出的科技创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灵魂,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一所好高校,不在于看她的大小,她的地域外形,她的所谓排名。有优良的学风,富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她的思考能走在社会的前面,走在领域的最前沿,敢于挑战传统与权威,能持续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才是好大学。以为靠物质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去打造,就会成功,那思考错了。

 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全世界公认的好大学。他们本科招生,面向全世界,生源可谓广泛,但他们不追逐大,非常注重质。本科招生有明确的规定:宁缺勿滥。1991年,我的小孩在利物浦高中毕业,要报考剑桥大学的丘吉尔学院,学工程科学(Engineering)。我有机会得以了解, 当年该学院预定招收25名本科生。第一年预试和面试之后,挑选出25 名备取生。到了第二年还要通过复试,凡不符合预定要求的,都淘汰,名额不足25名,一律不补,非常干脆。

2.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在课堂上,在实验室里,传授知识,很具体,

容易理解。育人怎么理解?我们祖先美妙创造的这个‘育’字,给我们以启示: ‘育’,又是一个表意汉字,其上半部是单体字‘云’,代表的是气,下半部是偏旁‘月’(肉),代表的是人的肌体。外部的气场对着人的肌体长期熏陶,融入其中形成气质,就是‘育’的意思。

 钱老是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来转到加州理工。他说[2],‘ 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 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培育人,靠的就是这种弥漫在整个校园的学风,靠熏陶。

 我听钱老讲《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一个学期,笔记记了二大本。对我印象更深的是他的气质。他在课堂上的所有板演推导,全是顺手流出,没有半点死记硬背。钱老科技知识面之广,对事例记忆之深刻,理解之全面,推导之严谨熟练,解释之深入浅出,让我终生难忘。

 3.钱老[2]说,‘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从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所以,如果有可能,让一个人到一个学科发展领域的最前沿工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到那样的学术环境中去接受挑战和熏陶,是一个好方法。

 吴有生和我,1964年从中科大5907二专业毕业后,都考取了清华大学,当研究生,还是学固体力学。后来又一起被分配到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80年代初之前,我们对舰艇在多种动载荷作用下的响应破坏分析,在国内作过不少有益的研究工作,但挑战性的东西少,成果都很一般。80年代初,经由清华的杜庆华教授牵线,吴有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伦敦Brunel 大学机械工程系,参加由该校校长,时任英国皇家学会副主席的知名学者,R.E.D. Bishop 教授所领导的船舶水弹性力学研究组工作。这个组的研究方向,在70年代世界上的船舶力学领域,是独特和创新的。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对此熟悉。吴有生去了以后曾告诉我,每天都要接触很多新概念,很有挑战性,时间总不够用,常常工作到半夜才休息,否则就跟不上。组里有来自七八个国家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天天在一起研讨水弹性力学方法,学术空气很活跃。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奋斗了三年,吴有生不仅熟悉了这套方法,还创新地将Bishop教授开创的二维船舶水弹性理论,推广成三维理论,并将相应的大型计算程序编写完成,很受Bishop教授的推崇。1985年我有机会也到这个研究组里工作,也干了三年多,亲身体会了身处‘领域前沿’所面临的挑战,每天经常工作到深夜。我在吴有生工作的基础上,用离岸工程(offshore engineering)中广泛使用的Morrison方程,将非线性的粘性阻力项加到三维船舶水弹性运动方程里去,并成功地用于小水线面双体船(SWATH ships)在波浪中运动和结构应力响应分析。那时候,美国还没有能力作这样的分析。 美国海军设计了三千五百吨的SWATH T-AGOS 19 用作海洋勘探船。1988年,他们找到这个研究组,交出了一大卷设计图纸,要求对该船在十多种海况条件下作全面的水弹性力学分析。这个项目就交给了我,用了一年多些的时间把它完成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在那个组里三年所受到的创新精神的熏陶,所学到的新东西,真是胜过平时工作十几年。吴有生回到国内,在船舶科研中心继续作船舶水弹性力学的研究,保持创新的势头,他所领导的研究组,成了世界上在这个领域的二个先锋之一:一个在中国,一个在英国。我后来则转到另一个新领域工作: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应用,继续保持对自己的挑战。

4.     培育人,关键是教师。要培育出有科技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教师自己

就要工作到本领域的最前沿,挑战自己,才能体现精神。当然,教学总是相长的,学生年轻,保守思想少,创新思想更甚于教师,也是常有的事,这反过来对教师会有促进。这是一种化学反应。所以,更恰当地说,好大学要力求有好的几个研究组,这样的组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工作在领域的最前沿,有活跃的学术空气,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随大流,不是复制,仅仅说人家说过的,做人家做过的。这样的研究组在一个大学里,像种子,创新精神的种子,无论它转到一个什么新地方,都会焕发出新气息,会把一个系,一个学院,甚至一所大学的科学创新精神引发带动起来。这种情景在英国大学里是常见的。

5.     精神是无形的,但又是可体现的。钱老在他的讲话 [2] 中对科技创新精

神的体现作了生动的说明: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 good idea,这在科学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 勤于动脑,学术上有想法,好想法,是别人未曾想到的,就是创新精神的首先体现,是创新精神的种子。从有想法,到实现这个想法,很可能会有漫长的路要走,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重要的是,首先要有想法。

一个熟悉的例子是比尔·盖茨 (Bill Gates)。他进大学读计算器科学,只上了一年,就有了good  idea:他看到IBM 计算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公司,大研究机构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就想到,那是大型系统,他想搞小系统,搞个人使用的微型机,可以存在于全世界亿万家庭之中。这想法初看起来很一般,但是,别人还没有想到。他跟他的老师(tutor)讲了,没有被老先生小看,或指责成狂妄,而是得到支持。他退学了,就从这么一个 idea 出发,后来成就了‘微软’事业。

6.     ‘钱老之问’,直接涉谈的是中国高教界科技创新精神的缺乏,实际上,

整个中国社会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受封建思想长期的禁锢和影响,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元素,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积习,人云亦云,宁于现状,满足于对事物的感悟,不求挑战传统,不喜探索创新,这就同近代以来西方推崇独立思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精神,相去甚远。这里再以传统中医脉诊的发展为例,继续提出自己的思考。

  

六、传统中医诊断要走现代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传统中医千百年来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英国有不少从中国国内来的中医人员,都在努力地为在英的华侨华人,也包括英国本土居民,做疾病的防治服务。但是,中医至今未能在英国被列为国民健康服务 (NHS) 的正规项目。中医服务在英国还不能以诊所的面目出现,还只能以出售保健品的商店挂牌。我曾经有机会同英国的几位医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观点很清楚。他们普遍认为,传统中医十分神秘,但总体看,以阴阳五行理论和辩证施治方法为体系的中医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不能算是一种科学。

 对待任何疾病,不管是西医还是传统中医,首先是要有正确的诊断。中医用的是四诊[3](望,闻,问,切)。和西医比较,望,闻,问的诊断方法是共同的。切,指的是切脉,是中医独特而重要的诊断方法。三指脉诊,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疾病诊断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个脉诊过程得到的,只是医生一个人对患者切脉后的主观感悟,诊断得到的信息不透明,没有任何客观的表征量,更不可能进而对所得信息作量化分析,比较和识别。因此,中医脉诊结果的客观性,严格性,可信度,受到质疑,是很自然的。

 2001年,一位姓万的云南中医学院教授,到纽卡素 (Newcastle upon Tyne)市拜访他的亲戚,顺便为本地的华人华侨行医。他有很神奇的三指切脉技术,很快传遍纽市华人小区。通过切脉,不用任何其它器具,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告诉患者有关其体内五脏六腑的病候,以及其它很多甚至是定量的信息,例如,舒张压,收缩压,血糖和血酯指标,等等,很神奇。我有幸请他到家里来深入交谈。我被告知,他可以诊断识别出27种不同的脉象,从中得知患者体内大量的病痛信息。在对他高明的医术深表敬意之余,我对他说,我是学力学的。金属结构维修工程中有一种叫做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的无损监测诊断技术,原理同中医的脉诊很相似。27种脉象可以切到,意味着可以获得27种不同的脉象波形,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之显现出来供进一步分析甚至定量处理,大有可为,中医脉诊技术的客观性和严格性,有望因此有质的飞跃。我愿意辞去英国大学里的复合材料研究工作,同他合作开发这一项目。他所要做的,就是先回国内,努力从中医界和人寿保险界,寻找支持。可惜,这个想法遇到的阻力很大,始终未能实施。

 中医独特的和非常有价值的脉诊方法,数千年来止步于医生个体的,主观的,很不严格的早期感悟阶段。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打破这个传统,挑战陈旧积习。这又是一个明例,揭示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弱一面,受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至今还很缺乏现代科技发展的创新精神。

 

七、  结束语

 在纪念钱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追忆往事,我响应钱老对中国长远发展事情的深切忧虑,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谈一点对这个大问题的粗浅思考,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无限怀念和崇敬。

 

参考文献

[1] 许慎: 《说文解字》  (东汉年代)

[2] 钱学森:《2005329日在301 医院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

[3] 《简明中医学》,河北新医大学医教部编,19725月版,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吴用舒,男,1942年生,高级研究员。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后, 考取清华大学张维教授的研究生, 后转到杜庆华教授门下。1968年分配到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从事舰船结构动力学分析与试验研究。1985年到英国伦敦Brunel大学机械工程系作为访问学者,完成了多项有关非梁型船舶在海洋波浪环境中的船体结构动响应之水弹性力学分析的研究课题,并获得应用力学博士学位。随后转入 Liverpool 大学从事复合材料在海洋工程中的应用研究。1991年到Newcastle 大学的复合材料工程中心(CCME) 工作,为高级研究员,从事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应用研究,直至2005年退休。现为英格兰东北地区华侨联谊会会长,全英清华校友协会付会长,以及英国保护儿童协会(NSPCC) 全国理事会名誉理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907级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