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

— 浅谈钱学森的教学实践和教育思想

 

王守原

(中石化国际金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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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钱学森之问”谈起

 20057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坦诚进言: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他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一段话,当时并未引起世人的多少关注,直到200910月钱学森逝世。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一代科学大师的高尚人格和他在科学事业及“两弹一星”中建树的卓著功勋时,一封公开信发表了,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公开信的发表,一时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可以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对这个问题,其实钱老已给出了部分的答案。钱老在病榻上向温家宝总理的进言中提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也许,这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既然钱老提出了问题,我想他的心中肯定也有了答案,正如“解铃还需系铃人”那句成语所描述的那样。

  从19599月到19648月,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学习了五年。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是钱学森,而我的专业又是高速空气动力学。众所周知,钱老在这门学科中卓有建树,是当代空气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方面一流的国际权威。我们能在钱老的门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由于在校期间,我作为一名学生,没有机会系统地聆听钱老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因此,对于钱老的教育思想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但钱老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过一些钱老关于我们的学制确立、课程设置、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的一些讲话。同时,钱老也给我们开过一些专题讲座。特别是1961年下半年,钱老给力学系的5859级两个年级、三个专业的400余名学生,上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大课。我也有幸系统地聆听了钱老这一学期的、使我终身难忘的课程。本文就以“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为中心,从科大的创立以及耳闻目睹的钱老在科大早期的一些讲话和教学科研实践活动,很肤浅地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初步探讨一下钱老的教育思想,以表达个人对钱老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二、钱老教学实践之载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即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时,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在科大早期呕心沥血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及当时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到科大的南迁,直至今年,前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深圳创办独树一帜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始招生等等,也许可以从中受到不少启示。

  钱学森在1958年初倡导,借助中科院科学家的雄厚力量和研究所的优越条件,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他们的初衷,除了为中国输送一批尖端科技人才的同时,是否也想到了要为中国培养出一些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我认为,从钱老以及其他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对科大的关心、支持,以及他们在科大所参与的各种教学科研活动来看,确实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良好愿望,反映了他们对科大的殷切期望。而科大力学系学生里涌现了7名院士、6名将军的事实,也的确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钱老教学实践的成功。但是,时隔四十多年后,钱老还是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他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迫切期盼国家培养出国际一流的杰出人才,其言也真,其情也切,赤子之心,昭然于世。我们不妨说,中国一日培养不出国际一流的杰出人才,钱老在地下一日就不会瞑目。

 

三、钱老教育思想之核心—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

  钱老逝世后的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钱学森论教育:中国科学教育要有创新精神》,那是涂元季先生等人整理的钱老前几年的一次谈话,原载“人民日报”。文中明确提出“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并指出,在当前大学教育中,“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该文随后用了大量篇幅回顾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以及钱老在该校学习和做研究工作的情况。在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创新”,包括“创新的学风”,“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想”,以及“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今天。我们来探究钱老的教育思想时,我个人认为,“大学要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要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就是钱老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我想,钱老的这一思想并非自今日方始。钱老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了几乎20年。对这所大学了如指掌,他的观点当然使人心悦诚服。 “钱学森之问”,再次引发了世人的深思:中国的大学(甚至包括中学、小学)到底要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

 众所周知,1958年科大的成立,是钱老以及其他一些老一辈科学家的倡导,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创办科大、学制确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师资配备等各个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科大创办之初,钱老没有明确提出,或在公开场合没有明确提出过“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的思想,或者由于我本人孤陋寡闻没有机会直接听到过。但是,事实上,科大的办学模式是理工结合的,科大的课程设置是经典基础加现代前沿,科大的教学安排包括课堂讲授和科研实践,科大的师资配备则是专职教师加兼职科研人员。。。。。。这些为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是力图在这所新型的大学中培养出创新型杰出人才的。因此,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在科大的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的。 

四、钱老在科大的教学理念

    钱老作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回国不久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是创办科大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科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对科大的学制确定、办学模式、培养方向等方面不但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也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钱老对教育事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不但有一系列完整的教育思想,非常独到,而又深刻的科学见解,而且在科大也亲自参与了许多教学科研实践活动,对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这些都是我国当代教育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1.科大的五年制学制

 1958年科大的成立,就是要为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高效快速地培养人才。因此,学生们在校的学习任务是很重的,毕业以后,基本上要达到研究生的水平,从而可以立即投入到有关的科研和实际工作中去。有鉴于此,当时有些专家认为,目前,国内两所老牌名校,它们的理工科学制均为六年,而科大的要求甚至比它们还高,要学的知识比它们还多。因此,科大的学制应该七年为宜。此外,同期创办的协和医科大学,学制是八年,前三年在北大学习基础课,以后才学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临床实习等等,毕业出来就是研究生。对学制问题,钱老认为:学生在高等学校主要是掌握基础知识,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即学习新知识的方法。工作以后,有许多的东西要在工作中学习。他们可以凭借在学校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进一步去深化和扩展。因此,科大的学制有五年就可以了。故当时虽然北大和清华的理工科学制均为六年,科大仍然是五年。

    在这样短的时间,要完成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学生们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刚入学时,功课很紧。我们一天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即教室(上课—食堂(就餐)—宿舍(自习,做作业)。整天就是在这三个地方来回循环,连想家、写信的空隙都很少。这样紧张地学习,几年下来,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仅举两例:其一,我有一位高中同班同学,他考上了那所国内首屈一指的工科大学的工程物理系。这一个系当时在全国是一流的。大四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见面,互相聊聊学习情况。我说:我们很多同学在三年级时,已经开始阅读英文原著的专业书藉,并作为自己的参考书了;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言下之意,他对科大学生的水平还是很赞赏的。其二,1964年,我们大学毕业。在研究生考试中,某老牌知名大学的两位全国一流教授,各招收了我们系固体力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试想一想,与我们同届的学生,他们学了六年,我们只是五年。这两位教授却收了科大的毕业生,而没有招收他们本校的学生。还有一所大学,它的一位也是全国一流的知名教授,招收了我们系固体力学专业的两名学生。这两个小小的事例,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2.理工结合的模式

 科大的全称是“科学技术大学”,即意将科学与技术结合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里面。这在当时的中国高等院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学科设置不同于其它高等院校,完全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几十年传统的学科设置体制。当时,所有的高等学校中,除了医农科以外,要么就是综合性大学(文理科),要么就是纯工科。在理工科方面,几乎都是理工分离的。最典型的就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科大则是吸取了前苏联和美国的先进教学理念,理工结合,就是所谓的“理工学院”模式。钱老从1935年到1955年,先后在世界一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了20年,对高等学校理工结合的优越性深有体会。中科院其他许多知名科学家与钱老也有类似的经历。尽管当时,没有过多的强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创新学风,创新精神,但这不等于与它毫无关系。因而,科大在学科性质和课程设置上,采用了理工结合的模式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不过,校名没有直接采用“理工学院”罢了。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理工结合的模式,为国内许多工科院校所采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等教育发达城市的一些工学院,都更名为“理工大学”。当然,这些院校有很多是吸取了国外知名理工学院的先进理念。无疑,加州理工学院的重要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但科大早在20年之前,就是理工结合的大学了。这一点,应该是钱老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教育思想指导的结果。

3.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全院办校”,就是整个科学院来管理科大,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关于这一点,本文不作进一步展开讨论。而“所系结合”,就是每个系都由研究所来建设,所长兼任系主任。

 科大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所系结合”的办学方式,并且由所长兼任系主任。钱老的工作是很忙的。但作为力学所所长,还是兼任了我们系主任。当然,其他许多知名科学家,研究所所长,也同钱老一样,兼任了各系的系主任。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这样,研究所的所长,兼任了各系的系主任以后,就可以就各系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验场所和设备的使用等,做出更加符合实际,而又具有远见的决策。像科大这样的所系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钱老作为力学所所长,和我们力学系的系主任,亲自确定了力学系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在科大介绍招生的校刊中,我们可以看到钱老亲自撰写的文章:《力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文章中介绍了力学系招生的几个专业,本人除了仰慕钱老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威望外,也是看了钱老撰写的的文章,来确定自己报考的专业的。力学系不仅为三年级学生开设专业基础课,还设置了专题课,这些课程都是由力学所的研究人员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授的。我们在大学学习阶段就接触了力学前沿知识,从而开拓了学术视野。 

五、钱老在科大的教学实践

 1.重视基础课的学习

在“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时,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视基础课的学习。钱老说过,“高等学校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期,应该强调学好基础课程。” 因此,钱老对基础课程是非常重视的,可以说是钱老独具慧眼。这一思想对高校的课程设置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教育家,还有一些研究教育的专家,在他们的论述中,我几乎没有看到多少特别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内容。对钱老强调学好基础课程,我的理解有两点:其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犹如金字塔。基础越广,塔尖才会越高; 基础越牢固,高塔才不会坍塌。我们要攀登科学高峰,也就是说要到达金字塔的塔尖,没有全面,扎实的基础是不可能的。高等学校的基础课就是金字塔的基础。一个人,没有扎实而又全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要成为创新型的杰出人才,恐怕也是天方夜谭。这大概也是人们的共识。其二,前已述及,学生在高等学校主要是掌握基础知识,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即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中,传授知识固然重要,必不可少。然而传授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却更加重要。一个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更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掌握了学习知识的方法就可以终生受用。而高等学校的基础课就是学习更高一级的专业知识和各种新知识的基础和必备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渔”,是非常重要的,不掌握好是不行的。因此,钱老对基础课程的设置,任课老师的选聘,以及学习效果的检验都十分重视,并亲自过问。

1)厚重的基础课设置

力学系基础课的设置,其比重还是较大的。它们体现了理工科结合的特点,而与当时的理科院校,及工科院校的基础课的设置大有区别。理科院校的基础课着重基础理论,工科院校的基础课着重基础技术。科大则兼而有之。我们不但要学习基础理论课,还要学习基础技术课。在我们力学系基础课的课程设置上,钱老有着独到见解。基础理论课方面,主要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这一点在招生介绍中有明确的要求。不过根据专业性质的不同,其深度也有所差别。以我们力学系为例,重点应是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要求的深度与国内一流理科院校类似的基础课不相上下。我记得,我们采用的高等数学参考书是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斯米尔诺夫教授编的“高等数学教程”,同时还参考了“微积分学教程”、“微分学教程”和“积分学教程”等等。但我们不是数学专业,因此,我们高等数学的教学范围主要是根据近代力学的需要,基本上只参考了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的前三卷。不过,一些同学对化学课就不是那么重视了,认为力学系的学生,只要把数学和物理学好就行了。记得入学不久,化学课的学习内容是原子结构,老师作了一次测验,结果很不好,90%的学生不及格。这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钱老告诫学生,要学好化学课!这是一个非常必要又有远见的要求。事实上,当代许多学科都是边缘和交叉性的,化学学不好,对于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提出的是技术基础课,如工程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工程画以及电工和电子学等。这一部分的安排,在一般理科大学是没有或很少的。可这些基础技术课程,在以后的科研实践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些课程的安排还是占有一定比重。不过,当时在学习这些技术基础课时,对它们的必要性,我们并不很理解,因此在学习时不很重视。直至后来工作以后,才体会到在实践中它们是很有用的,在学校学习它们是很有必要的。

2)超强的基础课师资力量

 钱老一贯认为,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教师是很主要的。因此,在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和支持下,科大对任课教师的选聘是非常下功夫的。这从基础课的教学上就开始了。学校和系里选聘了许多一流科学家来讲授基础课。在中国几十年的高校教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校,像科大一样,在基础课的教学中,投入了如此多的全国一流的研究员和教授。(至于专业课的教授,就更加超乎人们之想象了)他们在百忙之中,抽空到科大来授课,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科大学生的厚爱和期望。严济慈,吴有训两位老前辈都是在20年代教过“普通物理”的,时隔30多年后,又在科大给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华罗庚给数学系学生讲授“高等数学”。此外,还有多达20多名一级研究员在讲基础课,它们都是各个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或者各个领域的权威和专家。这种超强的基础课教师配置,除了科大,在国内是没有第二个的。力学系同样也是如此。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老没有直接给我们系的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但作为我们的系主任,钱老亲自选聘了好几位一流科学家来给5859级的学生讲授基础课。如:严济慈、吴文俊分别给58级讲授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59级则由许国志、应崇福来讲授。这反映了当时的科大,在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和指导下,对学生们的基础课学习是何等的重视与支持。至于专业课的教授,可以说,中科院在京的各研究所及研究室的正副所长、室主任及知名科学家,都在科大讲授过相关的专业课程。

3)亲自检验基础课学习效果

 钱老对基础课学习的效果也非常重视,必要时还亲自加以检验。58级是科大第一届学生,钱老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他们即将毕业之前,钱老对他们进行了一次考试。那么多课程,就考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外语三门基础课。这一点就更加说明了钱老对基础课的重视。据说考试结果不太理想。于是钱老决定,延长半年毕业,用这半年时间专门补习这三门基础课。这反映了钱老不但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对它们的掌握程度。宁愿推迟半年毕业,也要把这几门基础课学好掌握好。这几门功课学好了,在工作中有什么需要的新知识,你就可以自己去自学。反之,你就缺少这种自学的本领。

 现在,我们大都已经退休了。但只要回顾一下我们的工作经历,就可以证明钱老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妨举本人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一所大学进修时,国内又来了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和我共用一个办公室。原来他是某大学流体力学专业的1963年毕业生,在该所已经做研究工作20年,在海洋物理领域成果不少,是所长很器重的一位中青年研究骨干。这次,他是被系里的一位华裔教授资助,请来做一两年研究工作的。我们互相了解之后,决定合搞一个课题。他选题,建立物理模型,我则建立方程组并求解(解析的或数值解)。实际上,我毕业后,在一个工厂工作,有20年没有用过高等数学了。但是在推导和求解过程中,我还是得心应手,绝不像荒废了20年的样子。他颇有些感叹,说没想到你的高等数学基础是如此牢固。感叹、赞赏之余,他建议我回国后去他们所,并竭力向他们所长推荐,所长也两次亲笔来函邀请我去。此处,我不是表白自己的数学学得如何如何,而是要说明,在钱老的关心和亲自过问下,科大力学系的学生,在基础课的掌握上,是怎样的牢靠。这例子也反映了,钱老关于重视基础课程的思想,是多么正确,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多么重要。

2. 重视培养实际操作的本领

 除了基础课的设置这种比较正式的教学大纲内容外,科大的学生还掌握了一些工程中常用的工具,学会了一些实际操作本领。这也是其他一些理科院校学生缺乏的。在力学系的课程里,设置了机械制图、无线电技术等,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这些技艺。三年级时,我们已经开始学会使用计算尺了。后来,为了学习方便,钱老用他的稿费,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把计算尺。对那把计算尺,我们非常珍惜,并十分感激钱老对我们的关心。那把计算尺在我们的学习及以后的工作中,伴我多年,发挥了不少作用。1963年暑假,我在与高中的老同学见面时,闲聊中知道,对于诸如机械和电工电子等工程方面的基础技术课程,他们一点也没有学习过。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计算尺,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他们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我感到有些不好理解,觉得他们太“理科化”了。后来,到了我们做毕业论文时,计算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有些同学还使用了手摇(或电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因此,科大基础课的设置,以及学会一些实际操作本领,确实体现了理工科结合的特点。

 

六、钱老教书育人的教育活动

  钱老在他的教育活动中,十分注重积极支持学生从事科研实践,更是悉心指导学生撰写论文。

1. 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们的科研实践

 钱老认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除了强调勤奋刻苦的学习作风和扎实牢靠、全面的基础知识外,还特别强调要敢于“创新”。为了培养学生们对科研工作的热爱,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鼓励学生们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从入学一开始,学生们就可以选择参加不同的科研小组。科研小组的选题原则是尽可能结合专业,为生产实践服务。我们59级入学时,系里已经有了一个“人工降雨小火箭”科研小组。那是58级同学创立的。钱老非常支持学生参加课外科研小组活动,并明确指出搞小火箭很好,但方向要明确,要搞人工降雨小火箭,为农业生产服务。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个小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受到了有关领导和钱老的表扬和肯定。我当然也想参加这个小组。58级同学,他们是这个小组的发起和创立者,主要是火箭设计,组装以及发射试验等。而我的任务则是给火箭外壳下料,这在工厂里是钣金工的工作。譬如说,对某种规格的铝板,采用给定的模块,并根据师傅给定的剪裁排布规则,可以下料N块。铝板,模块,排布规则,及最后的成品数量都是预先给定的,只要认认真真按照要求去做,剪裁时不出废品,任务就算完成了。不过,这毕竟是一项科研活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般的操作工,那就失去了我们参加科研小组的意义了,因为钱老要求科研人员不墨守成规,不随大流,要有创新思想。尽管给火箭外壳下料在这项科研活动中,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环节,但是否一点改进余地都没有呢?那就要看你是否动脑子了。几次活动以后,我有了一些想法。我发现,按照现在的排布规则去裁剪,剩下的废料似乎还有些余地,并没有被“吃干榨尽”,关键就是如何将模板的排布规则调整好。于是,我就试着调整模板之间的间距和摆放角度。经过多次在铝板上试画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排布规则,虽然复杂一些,但可以将裁剪出的成品数量增加一块,即(N+1)块。成果虽然不大,但这是敢想敢干的结果,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吧。这也得到了师傅和班上科研小组负责人的肯定和鼓励。当然,在学校整个科研活动中,这样的小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其它更多的、更重大的“创新”事例。实际上,火箭小组逐渐扩大,研制技术日趋成熟,并与其它科研单位密切合作,作为运载工具,用于人工降雨、增雨,或消除冰雹等方面,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的影响。火箭小组只是一例而已。事实上,系里和学校的其它各项科研活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通过科研小组的活动,学生们无论是脑力还是实际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更多的锻炼,为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工作实践,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对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有所促进。

2. 悉心指导论文写作,教导我们树立“三严”作风

1963年,58级同学毕业论文工作即将开始了。钱老十分关心,也十分重视。为此,1963年春,钱老在五道口礼堂为全校58级学生、部分59级学生作了“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专题报告。本人有幸聆听了钱老的这个讲座。

可容1000多人的五道口礼堂,挤得满满的。虽然我们59级还没有开始做毕业论文,但这个机会估计很难再有第二次了,因此都非常认真地聆听钱老的讲座。钱老认为,做毕业论文就是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练兵,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并对我们提出“要树立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作风”。我个人体会,这三严是指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严肃,是指对待科研工作的态度。严密,是指在科研工作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各个环节,从开始的计划,组织,执行,直至结果,都要严密,精密,丝毫不得有任何疏漏,或者说要做到“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严格,更多的是指管理要求和工作作风。这个科研中的“三严作风”,是钱老几十年经验的总结。它犹如部队的三八作风一样,在科研工作中是必须加以遵守的。这是钱老对即将参加科研工作的同学们的谆谆教导,是他们一辈子也受用不完的。 

七、钱老在教育工作中躬亲实践,诲人不倦

 钱老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虽然他未能亲自讲授基础课,但还是在百忙中,特别为力学系的学生亲自讲了一学期的大课。使我们有机会,直接面对钱老,耳濡目染了钱老的人格魅力和诲人不倦地谆谆教导,从而也体验到了钱老教育思想中的部分精髓。

 1961年下半年(三年级上学期),钱老给力学系的两个年级(5859级)、三个专业(即流体、固体和工程热物理)的400余名学生,上了一学期的大课。当时是在自动化所的阶梯教室,每周一次,共计14次。这个课程名为《火箭技术概论》(后来正式出书时,改名《星际航行概论》,并且送给学生每人一本,到现在我还珍藏着)。每次讲课时,除了学生外,还有不少研究生以及有关的研究人员和教师来旁听。因此,每次阶梯教室都是座无虚席,并且还加了不少座位。

 钱老着装整洁朴素,神采奕奕。讲课时,声音洪亮,略带磁性,即使坐在后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钱老的普通话很标准,不夹杂吴语方言,丝毫听不出他是上海人。钱老讲课时,思维十分敏捷,条理非常清晰,逻辑格外缜密。同时,他又深入浅出,而不单单使用一些抽象的、枯燥的公式,还特别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钱老的板书十分工整,犹如一篇篇书法艺术品,看起来,十分清晰又有美感,夺人眼目。我们这些学生都是钱老的崇拜者,现在有幸能亲身直接面对钱老,亲耳聆听钱老的讲课,领略大师授课的风范,因此我们都紧紧抓住这些宝贵难得的机会,聚精会神,眼耳手并用,试图捉住钱老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毫无遗漏。每次三个学时,都是不知不觉地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钱老很忙,每次讲完课后,就匆匆离开了,因而没有机会给我们更多的指导。就是这样,我们也感到很满足了。下课以后,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还余兴未尽,不时还相互之间讨论当天钱老的讲课。钱老洪亮的声音真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其实,何止是三日?五十年之后,钱老当时讲课的神态、表情、声音,在黑板上书写的公式和文字,都还历历在目,不时浮现在自己眼前。

 钱老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培养创新型杰出人才,真是躬亲实践,呕心沥血。直至晚年,身卧病榻,还念念不忘“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忧虑中国的长远发展,一次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使我们千万学子之心为之震撼,我们愧对钱老在天之灵。愧疚之余,仅以此短文,表示我们对钱老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钱老,你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简介王守原,男,1940年生,江苏省人,高级工程师(已退休)。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近代力学系毕业后,一直在原石油部及中石化系统从事有关石油化工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实验研究和设计工作。1983-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的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在中石化系统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及外事管理工作。曾任中石化大连国际贸易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石化国际金陵公司总经理,以及南京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贸促会及中国国际商会石化分会委员等职。在有关的技术和管理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及文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907级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