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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10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
    时间:2011-3-11     点击率:27892

 

 记2010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
-好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师昌绪,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高温合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研发了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领导开发我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可用作耐热、低温材料和无磁铁锰铝系奥氏体钢等,具有开创性。多次参加或主持制订我国有关冶金材料、材料科学、新材料的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和评估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之一是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先生。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他主持研制成功的铸造空心涡轮叶片,装备了我国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他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方向。他曾创办过4种科普杂志。他是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之一,还组织成立了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师昌绪是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的杰出管理者和科技战略家。人们不仅钦佩师昌绪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更折服于他闪光的人格魅力。李恒德院士说“师昌绪直言不讳,敢于斗争”,陈能宽院士说“师昌绪君子坦荡荡”,李依依院士说“师昌绪是循循善诱的师长”,柯伟院士说“师昌绪是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面对人们的钦佩和赞扬,师昌绪说 “做到这些并不难,因为一切为了国家利益。”

锐意创新的开拓者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地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这也引发了我国科研人员的争论:我们要不要由生产锻造实心涡轮叶片转为生产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多数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想要研制出这种被美国严格封锁的技术就像一步登天一样,是不可能的。
  师昌绪却说 “既然美国已经用上了,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来。”1964年,他接受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所有的资料只是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荣科画给他的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从此,他带领攻关组群策群力、各展其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工作中。天道酬勤,我国的科研人员在师昌绪的带领下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实验室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9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一下子提高了100℃,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1966年11月,这种叶片正式投产,结果完全符合设计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当世界闻名的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胡克教授在沈阳看到这种叶片的时候,感慨地说 “单凭见到它,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因为我们用了8年才研制成功它。”
  师昌绪被公认为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先驱,是一位锐意创新的开拓者。他说 “那些创新性不强,而只是在别人基础上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没有必要。”他提出了包套挤压新工艺,并发展出包套轧制、包套锻造等新技术。他还针对我国缺少铬镍资源的现实情况,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合金。在他的倡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发现通过对磷、硅等微量元素含量的有效控制,可以减少合金元素的偏析, 从而使铸造高温合金的工作温度提高了20—25℃(而在此之前,世界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最多也只能把温度提高5℃)。1998年,这一成果被国际实用材料创新会议授予创新奖,全世界只有12个项目获奖。

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
  1982年9月17日,师昌绪、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四人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文章,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方法。这篇文章奏响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序曲,在工程科技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此后每年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都有一些工程科技界的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呼吁成立以工程科技为主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1992年,师昌绪又再次同张光斗、侯祥麟、张维、王大珩、罗沛霖联名上书中央,详细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1994年,中国工程院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诞生了, 74岁的师昌绪被选为副院长。十多年来, 中国工程院对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工程技术的进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翻开师昌绪的履历表,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都能找到像成立工程院这样具有综合性和前瞻性的工作。一路走来,师昌绪的每一步都印证着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例如:
  1982年,师昌绪在沈阳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腐蚀专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现在,这个所已成为具有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腐蚀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1984年,师昌绪被调到北京,升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他领衔20多位著名科学家共同提出:中国科学院要与大中型企业联合,让科学技术推动大中型企业的发展。
  198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提出优先资助某些“领域”的新思路,特别是对于数学和理论物理这类基础领域,又申请财政拨专款成立了“天元数学基金”等。他还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对中国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基金资助指明了方向。
  回忆起这些往事,已过耄耋之年的师昌绪指着自己的光头,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腐蚀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是啊,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师昌绪是在为整个学科乃至我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啊。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八十的师昌绪找到国家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用于航天、航空事业的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昌绪说,“如果碳纤维搞上不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这年8月,他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并接受作为该项工作技术顾问和监督的请求。座谈会上,有人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师老能指挥得动么?“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经过努力,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碳纤维专项。师昌绪在实施项目时特意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在筛选项目单位时,专项领导小组要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昌绪还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3000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昌绪笑称。“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把腐蚀监测站的的数据检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多方奔走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 1986年国际材料联在美国举行会议时邀请师昌绪等参加,他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了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昌绪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昌绪开会做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昌绪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

“热心”的中华之子
   师昌绪告诉记者,他此生可用“热心”二字来概括。他热心待人,几乎有求必应,即使在他不任“实职”的今天,还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帮忙。他热心出版事业,做过六个杂志的主编,还主持编纂了《材料大辞典》、《中国高温合金四十年》等辞书和文集。他还热心学会工作,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他组织27个学会联合成立了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发展为中国材料研究会。时至今日,师昌绪仍然活跃在科技舞台上。今年,他亲自到澳大利亚帮助中国生物材料联合会争取到了2012年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承办权。
   曾经有人问,师昌绪对事业、对人、对科技发展的“热心”来源于何处?也许他的胞弟师昌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个人荣辱系于国之大兴衰。” 让我们再把时间定格在1955年春天。在麻省理工学院冶金系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师昌绪,终于冲破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里夫兰号客轮。临行前,他的导师问:“你想回国,如果因为职位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平静地回答说 :“都不是,在美国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
   师昌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毛天祥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