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科学 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情系科学
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人们
作者:李 佩     时间:2010-8-9     点击率:31006

                   记力学所怀柔火箭实验基地的建设
  每当我走过天安门,看到那座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总会由衷地肃然起敬,我崇拜真正的人民英雄,更敬仰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建设做出无私奉献、牺牲自我的无名英雄。
  今年早些时候,正值澳星发射成功,颁奖评赏之际,有位过去的老同事问及我有关当年力学所在怀柔火箭“发射台”的情况,“据说那是国内最早使用的‘发射台’”,我感到茫然,对这事我确实一无所知!我遇到这类问题,已不是第一次。有些人认为我是郭永怀最亲近的人,对他从事过的国防科学研究工作必然有所了解。殊不知他一贯守口如瓶,而我也不是个“包打听”,在我们家里,一向是“公,私”分界清楚的,但这次关于怀柔火箭“发射台”的问题,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好奇心与对世态的爱憎,促使我下决心为回答这个问题做一番调查研究。好在当年力学所的这项工作已成为历史,在开放的今天,已失去保密的意义。
  我访问了几位现在仍在力学所工作并了解当时情况的科研人员,参考了力学所编辑的军工史中怀柔分部的工作记录,我深受教育!我再一次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在5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为了建设祖国,全国各机构间真正无私的大协作精神;才可能有那样一批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不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科研人员和行政干部,而他们的辛勤劳动成果今天却鲜为人知,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大协作精神在今天似乎也难再找到任何范例了!
  问题的答案还要追溯到1958年,老同志们都还记得1958年5月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当时正在大跃进的形势下,7月初力学所的三位领导,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在颐和园开了一次务虚会(后来名为万寿山会议),提出了力学在我国的发展的宏伟设想:上天、入地、下海,而当时的重点是“上天”。
  1958年8月间中科院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并制定了关于组织全国大协作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与此同时,力学所结合“上天”任务成立了代号为1001的设计院,研制发射卫星的火箭。设计院由郭永怀,杨南生任正,副院长。钱学森是火箭专家,负责全面指导工作。协助力学所所长工作的朱兆祥负责开辟实验基地。
  辗转已是35个年头了。几经沧桑,四年前创建了宁波大学、并任第一届校长职务的朱兆祥同志,在力学所他的办公室里,怀着深厚的感情忆述往事,答复我的问题。
  创业难,本是天经地义,可这次更不寻常!开辟适合任务要求而又便于科研人员工作的实验基地,选点非常重要。接受这工作时,朱兆祥单枪匹马,感到漫无头绪,考虑到这个点要在北京境内,就找到城市规划局,他和城市规划局的冯副局长一起,跑遍了认为有可能的荒郊,选中了一二片渺无人烟的山区,但再次去视察打算做最后决定并结合地形进行具体的规划时,发现上空有过往飞机,这两处地方显然不符合保密条件,只能放弃。在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大力支持下,为弄清民航飞机航线,朱兆祥找到民航局,没想到民航局局长沈图在听到是为“上天”的任务时,立即调拨了一架飞机,作为从空中巡视选点之用。据朱兆祥回忆,第一次登机参加选点的,除他本人及北京城市规划局的那位副局长外,有中科院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秘书长谢鑫鹤和中科院负责基建工作的局长张庆林,他们对照军用地图,在北京市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发现下边一处四面环山丛林密布的山沟,大家都认为这个去处建立火箭发射试验台较为理想。从地图上看到这块地方在怀柔县境内,落实到地面上可不容易!朱兆祥,当年是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徒步翻山越岭,在爬上了一座高峻的山顶时,看到下面的村落,才摸索到点头绪,但山路崎岖迂回,又问径无人,他走了整整一天,找到了那山沟隶属的行政单位:怀柔县西流水乡坟头村。他说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头!
  坟头村的村长听到他这穷山沟沟,将来会有电灯,有自来水,要开公路,盖大楼,非常高兴,主动帮助朱兆祥和随后力学所派来的筹备组成员寻觅开展工作的房舍。不久,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就成了筹备组的办公室和宿舍。1959年,为找水源、修电站、开公路、盖房铺道,朱兆祥找了勘测设计院、公路设计院、化工设计院及空军等单位,在这些单位的支持下,各项筹备工作同时并举,沉睡了几千年的小小坟头村,顿时大兴土木,热闹起来。今天的坟头村已变成旅游胜地,除了村口路旁树立的一块小小的标有“坟头”字样的路碑外,坑凹不齐的坟头早已被夷为平地了。
  筹备工作刚开始时是在荒原上平地起家,一切条件都极为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勘测设计院进村时,一下子来了十多个工人。由一位女队长率领。这女队长可真行,白天带领大家爬山涉水地勘测,晚上和工人们一起挤在唯一的一间宿舍里休息,那已是解放十年之后了,老八路的作风已属罕见。遗憾的是现在已查询不到那位女队长的姓名了。
  朱兆祥在完成了我国最早的火箭实验基地最初阶段的开拓任务后,调任他职,接任的是华能、丁同方二位由空军调去的老专家。
  承包基地土建工作的北京第二建筑公司进驻坟头村后,开始有了宿舍和食堂。力学所当时把怀柔的这部分命名为“北京矿冶学校”。村民们则把见到的出出入入的陌生人都说成是“二建”的。
  “北京矿冶学校”正式在怀柔开展工作始自1960年10月(1964年矿校改为力学所分部)。力学所十三室主任林鸿荪任矿校的副主任,靳汝泽为主任兼支部书记。何鼓生、龚堡为业务秘书,下设的几个工作部门分别为S1A试车组、氢氧总体设计组、涡轮泵组、燃烧室喷嘴设计组,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并筹建推力为100—500公斤的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代号S1系列),目的是开发液体推进剂并为液体火箭发动机进行试车工作。在怀柔工作的科研队伍经过三年多的刻苦钻研,提出了为星际航行使用的运载工具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规划,并于1964年11月24日在500公斤推力的液氢液氧火箭燃烧室试车台上首次点火成功,证明他们已能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1958年8月间,力学所为上天任务成立的1001设计院的总部和发动机部分人员,为了依靠上海的工业条件,于当年11月迁往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由艾丁任党委书记,杨南生任副院长,王希季任总工程师,这一部分的最早的具体成果是1960年2月19日我国第一次发射成功的火箭,从1959年9月开设方案设计到发射成功,仅仅五个月时间,那虽是一个小型液体火箭,研制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空前的。1960年9月13日又发射成功了飞行高度为19公里的火箭,为我国的探空科学技术拉开了光辉的序幕。1960年7月间,上海机电设计院归口于中科院新技术局,脱离了力学所。
  我们不要忘记,上面谈及的有关最早的火箭研制工作的时代背景。1960年左右,苏联撤走了专家,我国正处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1957年反右时,受到冲击的我国有关专家学者尚未平反,不能任用,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要自行规划、自行设计、自行试验设备,一切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多数基地的工作人员凭着在大学里学到的一点基本知识,参考着仅有的过时的数据资料。尽管有少数几位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指导,但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那样高度复杂的研制任务,取得满意的效果,的确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应该说是推动第一生产力的了。当时我们的成功靠的就是人,我指的不是靠人海战术,是靠人的聪明才智,是靠那些心目中时时不忘祖国、不忘人民的需要的科研与行政工作者的勤奋与工作热情。
  我走访了1960年到1964年秋天常驻力学所怀柔基地、担任矿校主任的靳汝泽同志,他是一位有丰富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对当年基地的情况记忆犹新,谈起来如数家珍、热情洋溢。他1960年11月初去基地,一起工作的不到20人,住房空有四壁,没水、没电,当然更没有暖气,吃饭要跑到一公里外二建公司的食堂,当时也没有往返北京的专车,进城时只能搭运输的卡车。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往往两腿冻僵,下不了车,但大家毫无怨言,表现出高度的开拓者精神。1961年工作人员增加了,进城的班车每两周一次,实验区的水已接好,条件在逐步改善。1962年基地上水、电设备已齐备,也有了食堂,试验室开始建成,人员增加到约200名。1964年建成了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当时在基地工作的大学生就参加搞自动装置,搞出的装置控制很灵,焊接精确,试车一次就成功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短缺,不少人浮肿,但大家精神面貌极好,工作效率很高。基地上有一位女同志穆碧洁,小时曾患小儿麻痹,靠一条腿行动,由于工作需要,在基地呆过很长时间,她和别的同志一样,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在基地上工作的人都感到精神愉快,主要是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得融洽密切。试车台和山顶试验室都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装配成功了。1964年开始了为研制500公斤推力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探索性研究。据一位70年代从欧洲回国的科研人员谈,当时我国这方面的成就比法国早了10年。靳汝泽认为当时怀柔那支科研力量成龙配套,动手能力很强,本来可以大有所为,但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后,基地的工作迟缓下来。他离开怀柔后,没过一年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据说为了国防任务,几经人力调配,这支队伍基本上分散了。
  当年力学所怀柔火箭实验基地所以能成为一个工作效率高,并至今仍为在那里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念念不忘的集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领导能与大家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在工作上走在前列,在享受上甘居人后。班车小,座位不够,老靳要回家就步行到怀柔去搭公共汽车或火车。林鸿荪是个50年代由美国回来的青年科学家,在怀柔时过的是和大家一样的生活,他事业心强,作风民主,遇事总是和有关人员商量研究。由于基地上没有官僚主义,人民就自觉地主动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曾在基地工作过多年的陈良,在一封来信中提到:包括基地的炊事员都主动地为工作到深夜的科研人员送来夜宵。大冷天,夜晚有人主动给你端来一碗热汤面,那是多么温暖人心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片温暖连同当年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写于1993年春
                 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人们•续篇
  1993年“五一”节前夕,为参观我国最早研制火箭发动机的试验基地,我去了北京怀柔,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分部的所在地。
  听过去在怀柔力学所分部工作过的同志们谈,怀柔基地的幅员相当大,除了当时门禁森严的试验室、试车台区域外,还有力学所爆炸成形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区,和一条小河沟另一端的化学所分部。这个分部是为研究推进剂设立的。
  “五一”节的早晨,雨后放晴,空气清新,管理学院工厂(现在这里是中科院管理学院的一个工厂)的张永龄厂长非常热情地陪同我在基地区域内巡礼一周,张厂长原来是七机部二厂的技术员,当年曾为基地试验室加工过部件,70年代调来怀柔,他对当年基地情况有所了解,对这片土地非常熟悉。
  我们经过管理学院的办公楼时,他停下来指着三层楼上一对窗户对我说:“你看,听说当年(文革期间)程世祜先生就是在那间屋子里自缢身亡的!”我仰望着那窗口,眼前出现了一张敦厚朴实的面孔……
  我和程世祜本人并不熟,对他的工作和为人还是从那次事故之后才听到过一些。他出生在辽宁抚顺农村的一个满族农家。小时因家境贫困曾辍学在家务农。1934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时,他流亡北京,1936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辗转去到西北联大读书。1945年考试合格被当时政府选派赴英国留学,在英国完成硕士学位后转往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动力学。1955年回国之前是芝加哥工程公司的工程师。他和当时留美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克服了美方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5年他成为创办力学所的首批专家之一,从事壳体稳定性研究并建立了热应力实验室;同时在北大、清华等校讲授结构力学的课程。1958年他为当时新成立的“581”项目工作,为以后需要的火箭结构计算打下了基础。以后的几年他一直在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问题。1964年,他主动申请去山西参加农村“四清”。他对农村是不陌生的,在洪洞县农村的一年里,他主动地为农民设计并亲手加工了一台经济实用的打麦机,深受当地农民欢迎。第二年,他回到力学所,山西省阳曲县来请他回山西为阳曲的农民加工一台打麦机。地方上当时曾给中国科学院写过对程世祜的表扬信。1965年,由于工作需要,他被派往力学所,在怀柔分部指导低空导弹强度试验和研究。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这个研究室划归国防科委五院511所,在“文革”中,由于当时当权者的愚昧无知,不懂得科研对国防的重要性,对知识分子横加迫害,程世祜不堪忍受遭遇的人身侮辱,自寻短见,结束了生命,逝者已矣,却苦了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
  程世祜是回国后才结婚的。他的夫人张钊原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组织上为照顾两地关系,把张钊调来中关村任中关村幼儿园主任。1958年中国科学院领导曾号召过科学家的夫人们回到家庭去,安排好科学家的生活让他们全心全意地向科学进军。张钊就是当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脱离工作岗位的一个。大约1974年的寒假,我从合肥中国科大回北京探亲,张钊来看我,谈起了她和她刚上小学的儿子过去几年的艰苦生活和精神压力,她说没有工作,没有起码的生活费用的来源,程世祜的单位几年来没人关心过她们母子的问题,张钊与外界接触不多,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程世祜所属的单位。我再次回北京探亲时,她仍在奔走,这儿推那儿,那儿推这儿,不知跑了多少路,碰了多少钉子,最后才通过国务院人防组找到国防科委五院的有关部门,几经周折,申请到了每月微薄的生活费,以后又经有关领导批准报销医药费。1978、79年间,在执行党为“文革”中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期间,张钊母子的情况也得到组织的关注,中科院落实政策组帮助张钊基本上解决了生活问题,按照提前退休处理,每月领取退休金。程世祜的儿子程克诚,现在已三十出头,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的青年,考入了国家气象局从事技术工作。他沉默寡言,勤奋踏实,继承了他父亲的一派气质。……在程世祜自缢的楼前,我伫立良久,在璀璨的阳光下,在我脑中徘徊的仍是楼上那间看来阴森森的小屋和张钊母子的消瘦身影……
  接着我们去看了S1试验区。院子里有个试验台,看来并没有用。再往前走,到了满目疮痍的两座小发射架前,一架在当年的试验室旁边,一架在室后的小山坡上,可以看出这一片当年是四面环山、森林密布,如今“林”已剩了星星点点,对面山峰高处的瞭望台仍静静耸立,但当年的威风已不复存在。我催促着张厂长带我去找1968年岁末林鸿荪溺死的小溪,去找林鸿荪的家属为寻找他的尸体在溪旁种植的两株松树。张厂长说这些故迹已都没什么线索了。管理学院周围因修建已几经变迁,小溪已大部填平,那两株松树已无法辨认或早已不存在了。我怀着凭吊古战场的沉重心情,凄凉但又悲愤不平地回到了招待所,“战场”上虽已一片寂静,景色全非,可是那一二百位青年科研人员以白手起家为开拓我国当时最尖端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成果,无私奉献的奋战精神,难道不该得到承认、受到保护?在今天拜金主义充斥的社会里,一心为公的精神不更应发扬?可如今在这片当年热火朝天的基地上,找不到片纸只字标明这地区的光荣历史,更不消说纪念和表扬那些曾在怀柔基地上为我国宇航事业奠基的无名英雄的文字了!其实,“无名英雄”也都有名有姓,他们中有些人的事迹并不平凡!
  1958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人造卫星的决定及力学所所长钱学森等人的规划,力学所在怀柔成立了“矿冶学校”,后改为力学所分部,派遣的分部主任林鸿荪,当时不过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他带领着一批年轻人,平地起家,在人烟稀少野狼都会光顾的实验室,为研制火箭氢氧发动机的燃料,每天工作到深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最好的夜餐是南瓜汤。1964年冬天,我国首次以液氢液氧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的首次地面试车成功了(注一)。50年代末期,美国也刚刚开始“阿波罗”计划,把宇宙飞船送入登月轨道的第三级火箭,使用的就是液氧液氢发动机。我国这次试车成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真正地接近了国际水平。如果不是国力和科研力量的悬殊差距,这项探索工作会完成得更早、更完善。可能由于严格保密,这项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竟长期鲜为人知;那一批在山沟沟里含辛茹苦日夜鏖战的英雄们就这样成为无名英雄,竟然连“历史”也把他们忘在脑后了!
  谈起林鸿荪,我不禁想起1957年10月7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事发生以后,我们国内大为震惊,力学所为此曾红极一时,到处请力学所的人去作报告(当时不与国外交流,信息贫乏,大多国人对人造卫星一无所知)。林鸿荪便是当时被各处争相邀请的专家。他似乎早有预见,从1956年起,已十分重视搜集国外有关人造卫星的信息和资料,早在1957年10月之前,他为科学画报写了一篇有关人造卫星如何运用的科普文章。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很多人都慕名来找林鸿荪,请他去作报告,后来实在应接不暇,力学所就组织了一个演讲团专门出去作报告。
  我们认识林鸿荪和他的夫人杨友(注二)大约是1958年间的事了。当时永怀和林在工作上接触较多,但他们的友谊不完全出自对力学所事业上的某些共识。两个人在性格上有些相同之处:他们都比较拘谨严肃、坦诚务实,看不惯社会上的浮夸风气和趋炎附势的恶习;他们似乎共同语言很多,见面时总有话谈。文革中,为了让房给所里的无房户,我们两家曾一度住在一个单元,我因而了解到了林鸿荪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它说明林鸿荪从心灵上就孕育了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林鸿荪出身于旧中国社会的一个富有家庭。1937年,他家还住在天津时,日本侵占了天津。他们亲眼看到过日本兵的暴行,受到过恐吓。他的父亲借助于在银行工作上的关系,得到英国人的帮助,全家逃往上海。林鸿荪随即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在那段时间,他有很多课外爱好,如音乐、文学等等。他的中、英文都颇有根底,翻译过不少短篇文学著作,也因此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青年。他曾随着一个地下党员去苏北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活动。可能由于不适应地区的气候及长期营养不良,染患了骨结核,不得不回到上海家中休养。不料回去不久之后,被人告密,林鸿荪和他的弟弟二人双双被敌伪警署抓去,他们弟兄当时都只有十三、四岁,尚未成年,敌伪警署查不出他们任何通共产党的证据,释放了他们。林鸿荪成为中共党员,是在力学所建所以后的事。在文革中红卫兵、工军宣队的成员,既不了解当年国内的社会背景,更不理解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片爱国心,把林鸿荪的这段经历看成是有问题的重大案件,没完没了的批斗,使他思想不通,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折磨。
  林鸿荪在上海养病,健康情况好转时,已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由于他父亲的工作调动,他有机会到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就读,并在第二年转往美国入了Delaware 大学的化工系。这个学校的化工系很强,因为得到美国最大的化工公司杜邦(Dupont)的支持,学生可以到公司的实验室实习。但当时的美国社会歧视华人,公司的实验室竟不接收林鸿荪,他非常气愤,1947年他获得Brown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奖学金就转入rown。1949年在Brown获得硕士学位后,留下继续攻博。他在学习期间,仍随时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形势。1948年他和他弟弟林戊荪(随着他哥哥之后也到了美国念书)一起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徒学生联谊会(CSCA),这实际上是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进步学生团体,出版了一个英文刊物《中国学生回声》(The Chinese Student Echo),在北美的中国学生中很有影响。林氏兄弟还参加了另外两个中共的外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当时的领导人是侯祥麟)和波士顿(Boston)中国学生读书会。中国科协当时在美国许多大学里都有分支,团结了不少华裔学人,50年代回国的一批批学者中不少人是这个协会的成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林鸿荪和一些爱国青年赶在美国宣布限制中国科学工作者回国的规定之前,放弃了博士学位兼程回到祖国。
  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尚在初建阶段。林鸿荪回国后被安排在中科院数学所小楼内钱伟长教授主持的力学研究室。1954年还在北京大学讲授流体力学。同时参加了筹建力学研究所的工作,是力学所的创办人之一。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规划制定后,力学所要开展化学流体力学,钱学森先生认为林曾在化工、应用数学、流体力学等几个领域下过功夫,担负起发展化学流体力学的任务是能够胜任的,林鸿荪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这一边缘学科的开创工作。他主要是将当时空气动力学、化学反应动力学、应用数学方法等已有的成就综合起来,为我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在怀柔的几年,他一直在继续这项工作,完成了一本名为《燃烧理论》的书,科学出版社已与他约稿,并签了协议。非常可惜的是未及出版,书稿就丢失了!这本书是林鸿荪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从1958年筹建中国科技大学时,在为热物理专业开设“化学流体力学”课时着手准备的讲义的基础上,几经补充改写而成的巨著,材料十分丰富。据林当时的助手陈良同志谈,“燃烧理论”“化学流体力学”的难度不亚于力学中的湍流理论。为此,文革初期,杨友一直把这书的手稿锁在一只小皮箱里,放在自己身边。后来她自己单位的运动吃紧,她怕万一有失,送交怀柔林鸿荪所在的基地的军宣队(工宣队?)保管。没想到就此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件事至今成为我们——林鸿荪的朋友们思想上的一个疑问,当时的军宣队领导总不至于把杨友再三重托保管的手稿看成是一堆废纸在撤离时作为垃圾处理吧?
  谈到林鸿荪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我还应补上一笔:1956年他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是力学所部分的主要执笔人。就我所知,在那之前,他对汪志华(当时院计划局局长)主持的科研规划也提出过个人见解与信息。那时他们两家住在同一处宿舍院内。林鸿荪很佩服汪志华的才华,两个人话很投机。60年左右林家搬到中关村后,汪志华常去林家。我就是在林家见到过汪志华并从林鸿荪的言谈中知道了汪志华其人。1967年初,汪志华被迫害致死的事,使所有认识他、知道他的人都大为震惊,对林鸿荪无疑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一年多后,先是和林鸿荪同在怀柔的程世祜因不堪侮辱自裁,后是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丧生。这些,对林鸿荪那样一个敏感的人,精神压力是太大太大了。加上整天在看管下没有工作自由,无穷尽的批斗,以致他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出路。
  林鸿荪去世的日期是1968年12月15日,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是12月13日见报的。我和杨友当时都感到永怀的不幸事故对林鸿荪最后的决心有关。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约在1977或1978年间,我被“解放”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次力学所的研究员钱福星来看我,他在文革前也在怀柔力学所分部工作,他谈起当时怀柔时他们的遭遇。他们几个被审查的人俨然就是劳改犯,天天逼着交待罪行,认为你交待得不对就一顿拷打,他说林先生和程先生是受不了那种人身侮辱才走上绝路的。他自己是硬着头皮什么委屈也忍下来,他是1961年6月全家从日本回来的,原籍台湾,是1952年日本东京大学工程博士。钱的夫人是日本人,是个小学教员,他们的一双儿女还都很小,他不能不考虑他的家!他告诉我:“是在人民日报登出郭先生遇空难的消息后的第三天,我看到报纸,下午一起劳动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先生,没想到当天夜里他就离我们而去!”钱福星的国语讲得不好,有时还要停顿一下想一想表达的字句,跟我谈这几句时,不时四处张望着,尽量压低了嗓门,唯恐隔墙有耳,又会遭到飞来横祸。文革这场浩劫,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是难以愈合的。1985年钱福星也随她夫人和子女之后回了日本。
  我伫立在基地那排空旷无物蛛丝飘荡的试验室前许久许久,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此情此景与我第二天返回北京途中所见的大兴土木争建宾馆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来“经济效益第一”现在是天经地义。
  后记:为完成本篇,我曾访问过林鸿荪的弟弟林戊荪、程世祜的夫人张钊,并曾请当年和林鸿荪共事过的李毓昌、陈良、何鼓生、陈海韬以及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林鸿荪的学生谈庆明等提供了他们记忆所及的有关事迹,我在此一并致谢。
  (注一):关于这项工作,当年和林鸿荪一起工作的陈良同志是这样叙述的:“1961年后,我又重新回到林先生手下工作,不久即成功完成了氢氧发动机的首次地面试车。我和林先生一起还指挥了'541超低空导弹’的首次发射试验。(林为指挥,我为副指挥)这是当时科学院的第一号任务,张劲夫副院长极为重视。 1965年,我和林先生一起参加过科学院组织的国家卫星发展规划,当时就准备用氢氧发动机为第三级运载工具,这事由杨刚毅同志(当时是力学所党委书记)主持。”
  (注二):林鸿荪的夫人杨友,读书时名杨友鸾,也是1950年由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爱国青年。回国后一直在外文局《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在文革前,她兼做记者,与外界接触较多,见多识广,健谈又风趣,节假日常在家接待林鸿荪的朋友、学生和同事,使林鸿荪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稍得调剂,为他们的简朴生活增加乐趣。不幸她已在1988年逝世。文革前,她有时写些散文。约在50年代后期,她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品题为《班车》,描述每天按时搭32路(即现在的332路)公交汽车上下班的陌生人,慢慢都成了朋友,大家对32路车的服务都很满意,把32路车看成是自己的班车,这篇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优良风尚。据说毛主席看到过这篇小品非常赏识,曾在什么场合表扬过。